母亲从教几十年，从地域上看，始终在竹山的城关、官渡、溢水、麻家渡、双桂、东川、邓家河方圆百里之内兜圈子，供职过的学校有十来所。不论是在热闹的集镇，还是人口稀少的山村，总能受到好评、受到大家的喜爱。究其原因，除心地善良外，多才多艺也是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山区文化事业不发达，能断文识字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，要是再有一两手过人的技艺，那影响力就更大了。

一

母亲在文艺方面的特长是比较突出的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爱好者。不管在哪个学校，她都主动要求代音乐课，在根本见不到音乐专业人才的山区，母亲的音乐素养就显得出类拔萃了。只要报纸、刊物上登出了新歌，她总能一手按着乐谱，一手打着拍子，顺畅地把歌词唱出来。广播里播放的“每周一歌”，她也是一边听，一边用笔记本记谱记词。她所在的学校教唱新歌，总比相邻的学校早一两周，不时有其他老师听到学生新歌后，跑来找她要歌单。

1961年，电影《刘三姐》风靡全国，电影里的插曲是让人百听不厌。为了早日在音乐课上教唱《刘三姐》插曲，母亲约上两个青年老师步行二十多里，到宝丰电影院去现场记录。他们买了前后两场的票，第一场一个老师用电筒照亮，一个老师记歌词，母亲记歌谱。放第二遍时，就再校对一遍，深夜两点多才回学校，第二天音乐课“山歌好比春江水”，“只有山歌敬亲人”的歌声就在教室里唱起了。这点本领可让许多人佩服得不行，她却说哼这山歌小调，只是小把戏，当年粉墨登场，唱起西皮、二黄，那才过瘾呢。

1986年，母亲在官渡学校的老同事贺显达老师在我家做客时，聊起了当年的往事，这让我知晓母亲年轻时在戏剧舞台上的风采。官渡镇是堵河边一个重要的水码头，虽位于秦巴大山深处，却因水路便利，客商云集，积淀下丰厚的文化内涵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飞地。这里古称武陵，有学者认为武陵峡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地，靖康之乱时，就有不少文人于此避难。元初、明末，张献忠、太平天国攻占湖北，这里也是避难所。抗战中，这里也汇聚了一些流亡的文人，一时文风大盛，比县城还要热闹。镇上的文化名人张春谷，是资深的戏曲爱好者，私人出资从几个逃亡的戏班子手里购置了全套的舞台设施，几大箱戏服，还有盔甲、靠旗，刀枪剑戟，锣鼓乐器。又把票友召集到一起，经常在镇上和新街的黄州书院排练演出。这个民间团体取名为“春柳社”，张春谷亲自司鼓，徐云兰的京胡拉的如醉如痴，贺显达和我母亲都是社里的积极分子。母亲说她专攻老旦，像《四郎探母》中的佘太君，《甘露寺》中的吴国太，《岳母刺字》中的岳母，都是她的拿手好戏。

土改运动中，戏班为配合政治运动，在当地工作队领导下，演起了现代戏。官渡街剧社排演的新歌剧《刘胡兰》大获成功，还到相邻的乡镇去巡演，一时声名远播。为了营造震撼的舞台效果，导演别出心裁，在刘胡兰英勇就义这场戏中，把铡刀槽里藏上一截木炭，刽子手双手一按，铡刀下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全场爆出一声尖叫，演员就势滚进边幕后。这一效果震动了观众的心灵，大家高呼“为刘胡兰报仇!”母亲在剧中饰演刘母，刑场一场戏，她在幕后长长的一声“胡兰子……”撕心裂肺，喊得观众双泪直流。同时期排演的《白毛女》也誉满山乡。

贺老师说起排演《小二黑结婚》时发生的小插曲，让两人大笑不止。原来在分配角色时，工作队指定母亲饰演剧中的媒婆“三仙姑”，这一下让她为了难。三仙姑是反面人物，导演把当地玩采莲船时老摇婆的表演程式移到三仙姑身上，夸张的出丑搞怪。头戴老婆帽，鬓插一支花，太阳穴贴着黑膏药，耳朵上吊着红辣椒。这还不算，人物一出场，就百般地扭捏作态，特别是一开口就妖里妖气的一声“哎哟喂”，让母亲恶心得直摆头。于是她提出演不好这个角色，天生无喜剧细胞，稍微有一点滑稽逗笑的动作，就拉不了脸来，就是大雅之堂上的京腔，她也只喜欢苍凉低回的程派，而不喜华丽柔媚的梅派。对“三仙姑”这种角色，从心底里反感。工作队先让贺显达老师来做思想工作，又发动剧组的同仁来帮助，竟上纲上线，用阶级立场、政治态度这些大帽子威吓。母亲到排练场试了几次，感情上过不了“怕丑丢人”这一关，干脆直接就撂了挑子，剧组只好找了一位男士来反串。

为这事，母亲挨了领导的批评，也不管“胡兰妈”、“赵二婶”演得如何出色，单凭《小二黑结婚》这一出戏，给扣了个思想不端正、工作不积极的帽子。

在文教战线上，会唱会演会跳的人才可不少，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文化宣传活动中的主力军。母亲在文艺方面的爱好和特长，在教师生活中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和平台，真正让她受到大家敬佩的，并非舞台上的表现，而是她的书法水平。

二

旧时代的读书人，写好字是基本要求，差不多都能写一笔像模像样的毛笔字，但能够得上书法水平的却不多。竹山县自古就有浓郁的书法文风，能写好字的读书人，一般都会受到尊重。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作为女性，母亲在书法上获得了一定的声誉，实在属于凤毛麟角。

母亲讲过，在竹山能切磋书艺的，解放前有韩世杰老师，解放后有何一善老师。母亲对韩世杰老师评价较高，特别佩服他上地理课时，随手用粉笔画地图，和教科书上相差无几。韩的书法雍容大度，浓浓的书卷气。母亲学书从颜体入手，后帖临钱南园。韩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女士腕力较弱，宜求字体婉约秀丽，而母亲又是身高清瘦，最好专攻柳体。母亲却认为，她就是喜欢钱南园的苍劲雄浑，才学了这劲健一路，所以书法风格也显瘦硬刚健。当年在竹山，她为商家写过匾牌、店招，润笔费达到一字一块大洋。

和何一善老师同事是在六十年代中期，何老师曾从事过文秘职业，故一笔楷书规范严谨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他们的特长却派不上用场，大的标牌、标语虽到处都是，可都用美术字，先用直尺划出线条，再把中间涂满。字体以黑体、宋体为主，手写的极少见。逢重大活动或节日，要在墙上、电杆上贴红红绿绿的标语，并不要求字写多好，但写字的人要根正苗红，许多有书写基础的人捞不上这差事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师不小心把标语的字写掉一个，贴出来后惹了大祸，在学习班被“帮助”了一个月才放回家。我母亲和何老师都属于留有“小辫子”的人，所以贸然不敢去涉及。当然也有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，就是写春联，人多量大，照着农历本上现成的词来写，字数固定，一副对联的词，少说也要写上百遍，肯定出不了错。

在东川时，写对联的现场就在学校操场上，大队干部们商量好，一天一个生产队按顺序来，母亲那几年都是从过小年开始，一直写到年三十的早晨。到邓家河后，因路程远，每个生产队都设一个点，把母亲接到队上去写，有时实在人多赶不出来，我也被推上场，第一次为人写对联我只有十四岁。山里农民也不嫌我字迹幼稚，只要红纸上有几个墨疙瘩就行了。

母亲因书法而露脸，是在1985年。她退休后，先住东川，我成家后，就随我到了丹江口市。这年初春，市里要召开一次法制宣传群众大会，会议的筹备、组织及会场布置都由法院负责。那年头没有喷绘、打印这些工艺，会标都是手工制作。到了开会的头一天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制作会标了，偏偏会写美术字的同志几天前出差，说是这天回来，可到下班时间了还不见人影。几位领导和专门留下来负责剪贴的女同志都在门厅里等着。到了晚八点，还没有动静，院长急得头上汗都下来了。我爱人当时主管办公室工作，就来问一下，直接手写行不行？院长答道那不更好吗？可到哪儿找能写这样大字的高手哇！我爱人说，你们快准备笔墨纸砚，我去请人。她回来给母亲一说，母亲爽快地答应了，只说几十年没操练，手生得很。到了大厅，大家有些疑惑，母亲和大家都熟悉，知道她是老教师，但不敢相信这老太太，竟敢揽这瓷器活儿。母亲看了看裁好的大红纸，嘱咐把砚台换成大碗，将四支毛笔绑在一起，脱去外套，挽起袖子，拉开架式。深吸一口气，饱蘸浓墨，斗大的颜体楷书跃然纸上。十个大字写完，母亲一头大汗，全场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院长安排食堂加几个菜，再到家里取瓶好酒，要和这身边的老书法家好好喝几杯。第二天散会时，不少人都在打听，会场上那几个大字出自谁手。从那时起，我也迷上了书法，只不过练了几十年，也还没达到母亲的书写水平。

三

在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诸方面，母亲都能来几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持家能力的欠缺。在她成长的时代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传统还有一定的市场，对女性的评价标准，除了淑惠贤德，便要“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”。有了家庭、养育了儿女，作为母亲就得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母亲灶上灶下，洗涮补连，都还拿得起来。那时收入不高，我们兄妹的四季穿戴，很大一部分都是母亲亲历亲为。常常是晚上备完课，还要在煤油灯下做会儿针线活儿，衣裤鞋帽、拆旧翻新，将大改小，忙个不停。

编织和刺绣是母亲的拿手好戏，不同颜色的毛线，她用几根竹签，左盘右绕，织出各种花色的图案。母亲成家时，为自己织了一件中长的毛线外套，银灰色，后来隔两年拆洗一次，又添线重织，衣服越来越小，颜色却越来越多。我上小学时，就成了我的上衣，红色占了很大的比例。到我女儿上小学时，已缩成毛背心了。女儿高中毕业时，已变成了一双五颜六色的手套。从1954年到二十一世纪初，从毛衣是稀罕物到“鄂尔多斯”“恒源祥”满大街都是，这团毛线伴随我家三代人，成了珍贵的纪念品。

能挑花绣朵，是乡村人对女性长于女红的高度评价，母亲的刺绣手艺，在学习民间艺术的基础上，融进了中国画的一些元素，可谓锦上添花。特别是对色彩层次的处理，使图案有了立体感，虽题材不外乎花鸟虫鱼，可注意了透视关系，就有了一点文人画的意蕴。在新中国刚成立的五十年代初，会绣花并不是普通人家女儿能掌握的，所以母亲的这一技能，就很被人们看重，也成了她和周围群众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。那时姑娘出嫁，能有一对绣花枕套作陪嫁是很有面子的，母亲待人热情又肯帮忙，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。村里就有不少姑娘准备嫁妆时找母亲帮助，或学习画图样，或请教配颜色，也有请母亲为之示范或直接代劳的。

母亲回忆说，她在官渡教书时，妇女识字班办得有声有色，绣花手艺就起了大作用。1952年，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，学校教师自然是骨干力量，翻身农民学文化积极性很高，就是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识字班有难度。有人觉得妇女认字学文化没啥用，洗衣做饭又用不上文化，有些大姑娘怕人议论不敢抛头露面。母亲就亲自到农户家里动员，并许诺只要进了她的扫盲识字班，出嫁时送一对亲自绣好的枕套。这还挺灵，吸引了不少女孩子参加学习，虽然不完全是为了绣花枕套，但这一份诚意也足以打动人。

曾经有人问母亲，样样都会来一下，有什么诀窍？母亲说不管什么技能，只要真心学，用心练，没有练不会的。在她工作过的地方，见不到什么专业人才，像她这样就算高水平了。打乒乓球，整个区不管医疗战线还是行政单位，在女性中没有对手；下象棋许多男同志都得败下阵来；珠算、心算，快得不可思议。她的教训是贪多嚼不烂，各项技能做不到精益求精，皆因浅尝辄止，这也是许多人的通病。遗憾的是，我并没有听进母亲的教诲，也学了不少东西，就是没有搞精通哪一门。

作者简介：喻斌，湖北竹山县人，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地方文史研究。出版、参撰学术著作十余部，发表论文五十余篇。曾任十堰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