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教四十年，从九龙山到新江口，从松滋到东莞，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了九龙山。一路风雨一路歌，苦辣酸甜，感慨系之。其中，在家乡九龙山学校六年的民办老师生涯，尤其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，常怀心中，挥之不去。

一

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“四人帮”倒台，毛主席去世。那一年，我十七岁，高中毕业。回乡务农是当时农村学子的必然归宿，庆幸的是，还没毕业我就被安排到大队学校到当民办老师。我兴高采烈，当老师是我从小的理想，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受人尊重，而且不用下地干农活。那时农村学生特别多，县里推广人民公社“五七教育网”，每个大队有一所小学，每个生产队设有教学点，我被安排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教学点当老师。

高中生在当时的农村可谓稀缺资源，在民办老师中也算是高学历了，但由于文革的缘故，在学校确实没学到什么东西，说腹中空空一点也不为过，好在上面重视老师培训。七月中旬，我怀着喜悦的心情，和同事们一道到杨家河小学参加公社教育组组织的老师培训，学习三算一拼（口算、笔算、心算、汉语拼音）。几百个人在大礼堂集中学习，场面很是壮观。李天翠老师教三算，冉蓉老师教拼音。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公社的骨干教师，年轻有为，教学得法。半个月的学习收获颇丰，感觉比我在高中两年学的东西还要多，为我日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。

我所在的教学点位于九龙山脚下，万家水库上游，生产队打谷场西头。两间土胚房，总共不到三十平方。教室的前方，摆放着一张漏风的讲桌，一块掉漆的木质黑板。几套破旧的课桌凳，都是家长提供的，形式各样，大小不一。十几个学生，其中一年级两个，二年级三个，育红班（学前儿童）五六个，只有我一个老师，所有的课程都由我来上。唯一像样的教具就是一把硕大的算盘，挂在黑板上，教学生加减乘除。三算的特点是从高位算起，属于改革创新的速算法，效果还不错。记得有个学生叫雷正军，上小学二年级，用珠算从一加到一百只需三十五秒，从不失误，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奇迹了，我还向《荆州日报》投稿推介了此事。这个学生后来在大学学财会专业，现在是市委巡察组负责人。每次见到他，我们总是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当年在学校练珠算的情景。

白天除了上课，有时还要带学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如捡棉花、拾谷穗等。晚上组织队里的基干民兵上夜校，学习时事政治，教唱革命歌曲，排练文艺节目。教室里辟有学习专栏，夜校学员每周都要写学习体会，贴在专栏里相互观摩。教学点成为了当时生产队的文化中心。

二

在教学点工作了一年半之后，我被调到校本部工作。学校除了小学三四五年级之外，还有两个戴帽初中班。我被安排教语文，代全校唱歌课。我把上高中时学过的歌曲教给学生，还教唱一些电影插曲，如《英雄赞歌》《铁道游击队之歌》等。学生们大多喜欢上唱歌课，我在讲台上教唱，有的学生在下面摇头晃脑，乐哉悠哉，我也不批评不处罚，至今仍有学生对那时上唱歌课的欢乐情景记忆犹新。

当时各学校都缺英语老师，学校安排我参加公社组织的英语老师培训班，从最基本的字母和音标学起，边学边教。辅导老师叫邓宗望，是大岩咀中学资深英语老师，水平比较高，据说可以背三千多个英语单词。我们既仰慕又崇拜邓老师，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。除了寒暑假集中跟邓老师学习外，我还买了英语磁带以及《英语九百句》等书籍，有空就听录音，不懂就去向邓老师请教。经过一年多的学习，我基本上可以胜任初中英语教学。期末考试，学生的英语成绩也还不错，片区统考，多次获得前几名。

到了1980年，不知何故，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“五七教育网”被撤销了，教学点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小学一二年级回到校本部，这样一来，原来的五间教室就不够用了，于是决定把初中两个班分流出去，办一个初中分部，校址选在原来的大队“农科所”。四间旧瓦房，大队渔场的职工占用了一部分，剩下的给我们当教室和宿舍用。办公桌椅是临时拼凑的，有的还是从周边生产队借来的。我们一共五位老师，承担两个班四十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。我代两个班英语课，并担任初中部负责人。除了日常教学之外，老师们自己开荒，种植蔬菜瓜果。没有锅盆碗灶，我们徒步三十多里，到杨林市缸窑厂去买，来回花了一天时间。那时老师的待遇和农民一样记工分，另外每个月有一点生活补贴，最初是三块五，后来涨到十三块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取消了工分，老师的待遇变为每月二十元。

1981年春节后，正值开学，学校出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事，有个教数学的同事意外身故，课程无法开齐，只好把初二撤了，把学生分流到周边学校就读。剩下四位老师和初一年级二十多名学生。公社教育组领导来巡视，开玩笑说，这是大学编制。到了暑假，初中部正式取消，我们又回到了校本部。自此，大队学校正式告别了办初中的历史。

三

我校师资力量比较强，各科都有优秀的老师，公社组织几次摸底考试，我校总成绩名列前茅。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，放学后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自觉学习，有钻研数理化的，有自学语文和英语的，也有读《中国通史》和毛主席诗词的。每周有两个下午集中研究教材教法，由资深老师当主讲人，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。学校定期进行内部考核，对备课、教学和考试成绩实行量化评分，作为调整岗位的重要依据。由于生源减少，教学点逐次合并，加上初中部取消，学校先后两次裁员，主要依据就是考核成绩，实行优胜劣汰。

校长李宪国，是我的小学老师，县二中毕业，文化水平高，领导能力强，很受师生的尊重。我的成长，与当年李校长的培养是分不开的。1978年春，我从教学点来到校本部，李校长安排我当司务长，主管师生的生活，他手把手地教我采购、记账、结算。第二年，学校教导主任辞职，李校长和大队干部商量，让我担任这个职务。为了让我尽快进入角色，李校长言传身教，从课程的设置安排、教研活动的开展、老师们的专业成长和考试命题阅卷各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悉心指导。他出去开会和参加活动，总是带上我，让我观摩学习，开阔视野。教育组来学校视导，安排我汇报，有一次，教育组长吴远锁老师听了我的汇报，称赞我是公社两个最优秀的教导主任之一。

我有个表叔叫吴夕乾，家住万家水库大坝旁边，早年上过松滋简师，做过几年老师，“文革”中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被辞退回乡务农。表叔能写善谈，性格耿直。他特别喜欢读书人，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经常来我家，教我写作文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对写作有了兴趣。我当民办老师之后不久，他也被安排到万家柑橘场学校任教，我们的交流更多了。他经常来我家，和我谈写作，谈人生，交流教学心得。他还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学校听他的作文课，让我受益匪浅，懂得了要把作文教学和教材以及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，对我日后的作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近几年，我被邀请到珠三角和荆州一些学校做作文教学讲座，总是想起那时候表叔对我的帮助和指导。不幸的是，二十年前表叔患淋巴癌英年早逝，被落实政策、恢复公办老师资格还不到五年。噩耗传来，我泪如泉涌，不仅失去了一位亲人，也失去了我人生中一位可敬的导师和引路人。

四

走出山村，学习更多的知识，是我初入教坛的理想。东风吹来春满园，1977年秋天，受文革冲击中断多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。消息传来，举国欢庆。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，跃跃欲试。我报了武汉的几所重点中专。考场设在西斋中学，上千名应届生和社会青年同场竞争，场面甚为壮观。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《难忘的一天》，我写了童年的一件趣事，感觉比较顺畅。出场后考生们议论纷纷，都说应该写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内容，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忘了。我心里也很忐忑，生怕作文打零分。最后结果出来了，团结片区四个大队，共有七名考生上了预选分数线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并且参加了体检和政审。我踌躇满志，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到了1978年春天，和我一同预选上的三名考生上了学，而我始终没有得到通知书。我叔叔邹时炎时任省教育厅高教处长，我叫我在武汉工作的姐姐去问，说是录取已经结束了，我落选了。我虽然有点失望，但并未消沉，来年再战吧，有的是机会，只要自己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走出山村的。

第二年，高考继续招社会青年，又给了有志青年们一个展翅飞翔的机会。我这次吸取了教训，不再好高骛远，就报了县市几所普通中专。可是又遇到了新问题，增加了一个考试科目——物理化学，各占五十分，加上语文数学，总分为三百分。我的语文数学还可以，物理化学不行，尤其是化学，更是一窍不通。天意弄人，我再一次名落孙山。这次考试对我打击很大，因为高考不再招收社会青年了。

又过了两年，终于传来好消息，师范学校招收民办老师，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只要不考理化，我还是信心的，这次我必须全力以赴，冲出重围。我系统学习了词汇、语法、修辞、逻辑，吃透了初中所有文言文，把初中数学课本上的每一道题做了三遍，用白纸装订的作业本叠起来足有一米高，还把所有的政治复习题答案一字不漏背了下来。每天晚上学习到深夜，夏天蚊子多，我穿上长袖长裤，深筒靴，全副武装。累了困了，擦点风油精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徒步到几公里外的中学向老师请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82年，我再次参加考试，以高于录取分数线十七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公安县师范学校。那一年，全县仅招收了二十位民办老师上师范学校。

师范毕业后我在县城关中学任教初中语文，1987年我参加成人高考，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郧阳师专进修，后来去了南方，继续追逐我的教育梦。
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也退了休，离开了讲台。时过境迁，可是我对这段民办老师之路仍然历历在目。每次回到家乡，我都要去我曾经工作过的校址看看，追忆那段美好而又难忘的时光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久远的逐梦年代。

作者简介：邹进雄，松滋洈水人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已退休。爱好写作，有作品散见于《少年作家》《洈水》及“东方乐读”等网络平台。